我在想，既往的那些书信，那些有形体有分量、尺寸大小相差无几的书信，那些手写的、带着远道风尘的书信，离开我们有多少年了？我和我这代人是不是可以庆幸，我们赶上了实体书信最后的时光呢？

    我8岁就与书信结缘。那一年父亲过世。父亲一家兄弟姐妹四人，及我出生的时候，已成四户人家，分居四个地方，其中两个在海外。在身份居所都需要警惕的年代，父亲可通书信的亲戚，只有一个，我的姑姑。

    8岁正值开蒙，母亲有心，叫我接替父亲，定期给姑姑写信。所定日期，正是姑姑那边来信的日子。

    姑姑家住胶东农村，几十年前，一个农民出来跨省跨界地行走，非常不容易，而父亲在我可以跟着大人远距离跋涉的时候，就已经病倒了。也因如此，在我20岁以前，姑姑家所有成员，我只见过一个表姐——在父亲过世时，代长辈来奔丧。

    所以说，我最早写信的对象，从未见过面，尽管姑姑来信都是表姐代笔的。有关那段时间写信的记忆，有压迫也有趣味。压迫来自格式约束，以及硬撑篇幅的挫败感。现在想，那些信，除了些微顺序和词语的变化，内容基本都是重复的。倒是表姐的来信有鲜活的东西——庄稼长势好坏；雨水合适或者不来了；地瓜蒸熟切片，马上就要晒成干了，再有多长时间就可以给我们寄过来了……

    那段时间写信的趣味来自寄信的过程。写好信按照喜欢的方式折叠起来，塞进信封封上口，然后从抽屉里取出邮票——外埠的8分钱，本地的4分——舔一下背面贴在信封上。再然后，就是跑出去……矗立在路边的邮筒立刻和我有关系了。我注意邮筒上本地和外埠不同的投入口，细读一天两次的邮递员开筒取信的时间。也有这样的时候，信筒满得塞信困难，这样的情形一般出现在春节前后。很快，我知道了，一封北京发往胶东威海的书信要走上4天，一来一往，从发信到收信，全部过程最少也要一个星期多一天。

    8天，一个早上踏着激越的歌曲上学，下午踩着相类的步点放学的孩子，并不觉着有多长。但如果是一个被贬外地的人等一封家信，8天恐怕是难耐的日子。当年，这样的人会少吗？我有许多同学的父母，把孩子留在北京，自己跟着单位去往外地或干校。起码两个同学的家长，顶着“反革命小爬虫”的帽子，被赶回原籍，离开家人。或者，可以这样理解，正是这样酸楚的等待来信的时辰，使他们熬过了那些孤苦无依的日子。就是在那不久之后，我从朋友那里抄来一句诗：等待是一杯酸楚的苦酒。这句诗有凄苦也含了点期盼吧。

    在一些有足够年纪的人的记忆里，邮递员曾经是街巷上的一道风景。绿色的统一装束，绿色自行车和绿色的布袋子，在涌动的人流车流中，格外打眼。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，红灯，大家支着腿在停车线后面等灯，有邮递员脚不沾地，自行车定在那里能很长时间。这些整日走街串巷收递邮件的人，风雨无阻，不用专门练，骑行的功夫自然长进。曾经，这些身着熟悉服装的陌生人，在我和亲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之特殊。8岁时我在街上盯着他们，有种莫名的神秘感。长辈说他们是纽带，而在我的想象里，远不止这些。两个隔山隔水的熟人——就如我的姑姑和父亲，要经过多少位不相干的人，才能开始或完成一次对于以往情谊的接续呢。一次“接续”，若干天甚或几个月的时间，路途千里万里，中间要多少双手呢。有洁癖的人，拿到信封前要戴上手套。我听我一个舅舅讲过类似的故事。有洁癖的人就是他楼下的邻居。如今，讲故事的舅舅已经作古许多年了，他那个邻居如果活着，以年龄判断，很难说能接受现在的电子邮件。

    实话实说，网络交流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方便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我借给人家一本杂志，显然，跟我借杂志的人，又将杂志转借过他人——这在书刊品种匮乏的年代是常有的事情——还回来的时候，其中夹了一封信，一封写给我一个同学的姐姐的煽情的信，现在还能想起其中的一句：“我在欢送插队的人群中，默默地注视着你。”可以肯定，这不是借我又还我杂志的那个朋友写的。笔迹也陌生。如果当时有电子邮件，想来点个键就可以解决问题，也不至于遗落在正读的东西里，被我这个陌生小子看到。

    现在还有谁在纸上写信呢？我持奉的工作原本就是靠书信和邮件的，供职的单位有独立的邮政编码。但是近20年，除了合同，我很少收到实体的信件。几乎所有别人写给我的文字都是网上过来的，包括稿件。当年我们接收姑姑来信的那个邮箱，还挂在母亲家单元的楼道里，前两天回去，发现里面塞着的是各种商业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隐喻吗？非物质的交流，整齐划一的字体，整齐划一的形式，传递也好像一个键盘的游戏。也许后来的人不以为意，但对一个曾经长时间在纸上写信的人来说，书信少了人的直观特征和物质的辅助信息，要多大努力，才能令彼此“对视”生动起来呢？

    有一个学物理的大学同学，上学时历经情感跌宕。排解的方式就是选择祖国最边远的地方，编造一个具体地址和接收人，署自己真名写一封动情的信，然后投进邮筒。因为信封不留投寄人的地址，信不会被退回来，一颗心就可以假装有人接收了。这方法对他很有效，我还见他教给别人这样做。

    20岁的时候，我头一次回父亲的老家胶东。见到常年通信的姑姑。姑姑已经很老了，右眼外侧，有一道清晰的泪痕。表姐说，那是得知她最小的弟弟，也是当年她以为唯一活着的亲戚——我父亲过世的消息，长时间痛哭留下的。现在，我想起当年我写给她的那些信，我的那些经过努力才得以生成的信时，姑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，早在“286”电脑刚出现的时候，她就已经作古了。丘陵地带，胶东耀眼的阳光是起伏的。老家有一条河，过去叫母猪河……不管旁人怎么想，此时我感到的是庆幸，庆幸在我给她老人家写信的时候，没有伊妹儿（注：e-mail）。表姐说，每当我们来信，她总是拿在手里摩挲，念完了，还要摩挲一会儿再收起来。

    （王小，多年从事文学编辑工作）